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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民俗

廿九下昉

       农历年的最后一天称除夕,土话叫“廿九下昉”。翔安人形容和描绘生活过得滋润就说“日日正月初一,顿顿廿九下昉”,可见翔安人何等期盼这一夜。为了这天这夜,人们从十二月初二就开始扦囤,扫除椽檩房瓦墙壁的蛛丝尘埃,擦拭整理家具杂物;备办年货、添置家具,缝制新衣;家家户户还要蒸糕炸枣,蒸的是发糕,祈盼来年“发”家致富,炸的是大圆枣,祈求家庭大团圆。

       二九下昉最忙碌的还是妇女,她们天蒙蒙亮就起床漱洗梳妆,准备供奉天公。敬完天公,又祭土地公,接着就是炖肉、“炸料”、炒菜祀敬祖宗。下午还要祭敬牲畜栏的“厩公厩婆”,傍晚还要敬孝“门口祖”……把阴界的各路神仙、先祖、鬼魅一一祭敬个遍。还要“捞”一碗白米饭垒得又高又尖,在上面插一束红纸糊制的春花,意为有余粮过年。这碗饭要一直保留到来年正月初四“接神”时,掺入煮油饭,敬奉土地公。有的还要用心选购小巧玲珑的菠萝来摆设,表示兴旺的到来。

       最隆重的要算晚餐时一家老小“围炉”吃年夜饭,表示家庭和睦团聚。平日里兄弟妯娌之间有什么磕碰,吃了这饭就不记仇,所以俗话说“打一千,骂一万,廿九暝,吃顿饭”,远近外出工作的人都赶回家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如果家庭成员外出无法回来聚餐,也应在桌子上摆一套餐具。即使家里养的狗,也要给块肉吃,俗语说:“廿九下昉,做狗也要吃一块肉。

       庶人也懂“居安思危”。阖家男女老幼欢天喜地度佳节时,人们也警惕藏在阴处的妖孽伺机作祟。因此,除夕夜的许多活动都与此有关。

“围炉”过后,孩子们最急切的是等长辈给压岁钱,翔安地区称“灯猴镭”,这个习俗有典故。古时嘉兴府有一户姓管的人家,夫妻俩老年得子,视为掌上明珠。到了年三十夜,他们怕“祟”(身黑手白的小妖)来害孩子,就逗小孩玩。孩子用红纸包八枚铜钱,拆开又包上,包上又拆开,直玩到睡下,包着的八枚铜钱就放到枕头边。夫妻俩不敢合眼,挨着孩子守护。半夜里一阵狂风吹开房门,吹灭灯火,黑矮的小影伸出白手摸孩子的头,孩子枕边迸裂出一道闪光,“祟”急忙缩回手,尖叫着逃之夭夭。原来,这八枚铜钱是八仙变的,暗中帮助孩子吓退“祟”。因此,人们把这钱叫“压祟钱”,“祟”与“岁”谐音,后就讹作“压岁钱”。

       “灯猴镭”与“压岁钱”异曲同工,“灯猴鬼”是让人讨厌、专与人作对的小妖,爱向玉帝打人间的小报告,专干吹熄灯火之类偷鸡摸狗的事。“灯猴镭”是避邪的,用来吓跑“灯猴鬼”,保护孩子长得快。

       “滥蚶、炒豆、烧灯猴、放联炮”也有典故。传说远古时候,每到除夕,“年”便窜出山林,掠食噬人,为了赶跑年,人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这一除夕,“年”一进村,听到“滥蚶”的“哗哗”声、“炒豆”的爆裂声,看到“烧灯猴”的冲天火光、“联炮”炸开时连续不断的炸响和火花,那“年”受到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和火光的惊吓,逃得无影无踪,再也不敢作恶。

       除夕夜灯火不能吹灭,要彻夜通明,说是给老鼠娶新娘用的。其实,在这难得的最后一个夜晚,人们不愿意像平日那样不知不觉地溜过,都通宵达旦,期待那“一夜连双岁,三更分两年”的时刻,新年的降临。这就是“守岁”,也是有来头的。前边提到的“祟”,专门在除夕夜危害小孩和老人。趁着黑灯瞎火,出来作“祟”:遇到熟睡的孩子,就伸手摸小孩三下头,小孩吓得哭出来后就发烧,讲呓语而从此得病,几天后热退病去,但聪明机灵的孩子却变成痴呆的傻子;遇到熟睡的老人,就进入老人的“梦”,把老人引上阴间地府,让老人醒来后净说胡话,成了浑浑噩噩的疯癫或植物人。因此,除夕夜里,青壮年人要点灯团坐不能入睡,为父母安康、孩子平安“守祟”,传为“守岁”。


春节

      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最喜庆、最热闹的传统节日,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腊祭”。人们经过一年辛勤劳动,在岁末年初之际,用农猎收获来祭祀众神和祖先,以感谢大自然的恩赐,逐渐形成庆祝岁首的习俗。

      春节,到处张灯结彩,鞭炮齐鸣,贴春联和年画,舞龙舞狮,吃年糕。王安石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年初一早晨人们相见,总要以“恭贺新禧”、“祝君如意”等话来祝福。

      春节的命名始于1913年。当时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向袁世凯提出《定四时节假呈》:“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夏节”、“冬节”的制度没有被保留下来,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并放假休息则一直沿用至今。

      春节的“春”字音“chūn”,是翔安人最喜欢的吉利话,因为和“存”、“剩”谐音,有“盈余”、“剩下”的意思,表示旧的一年过得很富足,有结余。与北方的“年年有余(鱼)”同意。“春”与“伸”同音,有“伸展”、“兴旺”的意思,预示着新的一年又是一个好年头。

“人勤春来早”,鸡刚啼“头遍”,主妇旋即起床洗漱、梳妆打扮,摆祭品敬天公,烧香点烛“开新正”。祭品都是“清”的,如柑桔、糖果、香菇。早餐也是“素”的,一般是甜点之类,谓之“吃清”,表示新的一年会“称心如意”。

      正月初一,人们都特别早起,换新衣服,打扮得整齐精神,表示“弃旧迎新”,吃完早餐就先街坊邻居后亲戚朋友走访问安,称之“拜年”。年,传说是远古时候的怪兽,头顶长独角,口似血盆,每逢腊月三十晚上便蹿出山林,掠食噬人。人们只好准备些肉食挂在门外,然后把大门关上,躲在家里,直到初一早晨,“年”饱餐后扬长而去,才开门相见,作揖道喜,互相祝贺庆幸未被“年”吃掉。于是拜年之风便流传开来。

早时翔安人忌讳赌博,唯独从正月初一至“初五隔开”这几天可以开禁赌博。幼小的赌“蚶壳仔家”(除夕“滥蚶”的壳);大一点的孩子“考堀仔”、“觅壁钱”;女人“博铜镭铜钱”,老太婆打牌仔“搏看湖(和)”;男成人推牌九“搏板璋”……

      春节必不可少的是贴春联,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以前的春联是手写的,不识字的也要请人帮忙。贴春联的习俗源远流长。

     最初,人们在桃符上题词,称为题桃符,上面是“姜太公在此,百无忌禁”或“有令在此,诸恶远避”之类的压邪话和符咒,接着又有人题联语。从内容和形式来看,联语都是吉语佳话,文字工整,长短对等,讲究对仗。延至五代,这种做法又有了新发展。在西蜀亡于宋的前一年(964年),后蜀皇帝孟昶在除夕之日令学士辛寅逊在桃板上题词以贴寝门,因嫌题词对仗不工,就亲笔写了一联“新年纳余广 嘉节号长春”,这就是大家公认最早的对联。宋时,对联开始兴起,苏东坡访王文甫,曾赠王对联“门大要容千骑入 堂深不觉百男欢”。桃符改成春联是明代的事情,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帝居金陵(南京)时,除夕之夜,令公卿士庶之家都贴春联,还微服出访,逐门观看,以为乐趣。明太祖还趁兴亲笔题联,赐大官陶安“国朝谋略无双士 翰苑文章第一家”;赐平民屠户“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春联从此在广大的农村和城镇普遍盛行。


接神

      有送自然有接,正月初四接神,迎接的是土地公,土地公的正名为“福德正神”。他管的是一条街、一方土,地位虽然不高,却是“县官不如现管”,人人无不敬畏,同样也得热闹一番。俗语说“得罪土地公会饲无鸡”,因此,自宋元之后,“接神”这种社祭与信俗活动便在翔安社稷自觉地、大规模地形成。

      初四接神有典故,传说土地公自从去年年兜的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天庭向天公汇报凡间工作情况及形势,参加众神仙全会,已整整十天,今天就要返回任职单位了。不过,上天庭汇报已毕,同“送神”时那种诚惶诚恐的心境迥然不同。天路迢迢,女主人早在昨天傍晚烧去年内送神时留下的另一只“神马”,让土地公早早起程,快马加鞭。初四掌灯时分,便在土地公神位前摆上祭品,焚香祈拜,虔诚等待土地公顺利归来。

      这天经常下雨,称“接神雨”,预示着“风调雨顺”,是一年好收成的先兆。见雨飘然而下,料想土地老爷早已安然抵家。土地公虽然须发眉毛皆白,年迈拄着桃拐,但总是恪尽职守,看家护院,保佑主人安康,五业兴隆。翔安人都把土地公称为“讨利公”,他每年上天庭都向玉皇大帝讨得许多金银财宝、创业财源。这不,今年又是满载而归。因此,接神的时候,案桌上摆的供品一定是兜面或安薯粉粿、蚵仔煎,这些地瓜粉做成的食品都很黏,可以粘住金钱和财路。

      上天期间,土地公要探听五路信息及天气气候形势,回来指导调整今年农业耕作。因此,接神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卜杯”,向土地公请示今年的耕种计划安排。问该种什么,不该种什么。

      甲乙两户的园地紧挨着“相抵园头”。甲“卜杯”时,土地公指示“该田园种水稻”;乙“卜杯”时,他家的土地公明示“该山埔种地瓜”。乙觉得奇怪,同片的地块,甲能种水稻,我为何种不得?故意不听土地公种地瓜的话,和甲一样改种水稻。于是,甲浸种,乙也浸种;甲下秧,乙也下秧;甲播田,乙也播田;甲施肥,乙也施肥。到了夏末,乙的稻子长得和甲的一样,黄澄澄的丰收在望。那天清晨,甲收割,乙也收割,两家的稻谷晒在同一个晒谷埕上。这时,乙捋着胡子说:“嘿嘿,土地公也有老糊涂的时候。

      近晌,天空突变,雷鸣电闪,倾盆大雨从天而降。甲家的人手多,三下五除二把埕里的稻谷收进屋里;乙“孤单手工”,等他从地里赶回来,稻谷全被雨水冲走了……半年的辛劳化作泡汤。乙懊悔莫及地说:“土地公真是圣明,又‘圣’又‘明’。能看得那么久远,能计算得那么精确。真是‘天命难违’啊!